一、地方政府产业选择的理论研究

（一）产业选择的理论综述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总要围绕某些产业来进行。因此，选择什么产业发展，就成为优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概括起来，目前涉及产业选择的理论主要包括：

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罗斯托发展阶段论等认为，产业结构一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演进。另外，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伸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利用先进技术来提升现有夕阳产业的价值链。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发展是动态的，但是从某一个时期的静态来看，目前现有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格局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基本上遵循了比较优势、资源禀赋、规模经济等基本准则。

主导产业带动理论。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讲，支柱产业在当地GDP中拥有较大比重。而主导产业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其产业关联度高，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参与激烈的产业竞争，后发地区不仅要充分利用好支柱产业，还必须选准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代表了产业演进的未来趋势，在其不断发展成熟之后，就会逐步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后发优势理论。后发地区无论是市场机制、生产效率，还是政府治理、要素质量，都与先进地区有不小的差距。但后发地区也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理论是指后进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科技和成功经验，进而加速经济发展。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分析国内某些后发地区的发展，同样也是适用的。

可持续发展原则。后发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后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多借鉴先发地区的经验得失。在产业选择方面，应该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优先发展循环利用的产业，支持和鼓励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产业。同时，应认真考虑本地就业和当地的居民收入问题。

除了上述产业选择的理论外，地方政府通过探索也提出了产业选择的标准。其中，优势产业识别是产业选择与发展的关键环节。对于确定未来需要重点打造的优势产业集群，首先需要梳理出相应的重点产业。在此基础上，围绕重点产业来构建产业集群，而对于重点产业的选取需要从发展基础、成长速度、利润水平、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产业转入的可能性以及地方政府的战略愿景（Strategic Vision）等6个角度（或标准）来理解，其中发展基础是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成长速度可以用来衡量产业发展潜力，利润水平则可以用来体现该产业的成长空间，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反映了该产业在区域的影响力，相关产业转入的可能性则反映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市场配套环境，而政府的战略愿景则可以用来衡量或评价政府的资源倾斜（包括相关补贴和优惠政策等）。

（二）大运河经济带的产业选择依据

中国大运河（The Grand Canal of China）（简称“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公元前 486 年，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共三大部分组成。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开凿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曾入选《国际运河古迹名录》，被视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里程碑。

根据前面的产业选择的有关理论和标准进行梳理归纳，可以简要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原则。简单来说，“天时”是时机、机遇（时间因素）；“地利”是环境、条件（空间因素）；“人和”是人的因素总和（人的因素）。“天时”和“地利”属于客观因素，“人和”属于主观因素。产业选择可以从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角度进行考察。

具体到大运河经济带。从天时看，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让世界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重新回归东方，世界的目光日益关注中国，与此同时，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这些条件的汇总，就提供了大运河经济发展的良好“天时”。

从地利看，大运河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个省市，贯通了我国东部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中国富庶的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中原等我国东中部主要经济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大部分城市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且，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基础较好，为大运河经济带的发展与振兴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鉴于我国目前已经提出并正在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均为东西走向，在南北走向上，目前尚缺乏具有国家重大战略支撑意义的经济带，因此，建设大运河经济带就非常有必要，可以将我国东中部的各大城市群（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中原经济区等）串联起来。这就是“地利”。

从人和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经济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内嵌式的经济模式。富裕起来的大运河沿线地区人们平均受教育程度高，文化底蕴深厚，急需进行产业与消费转型升级。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后，大运河沿线地区急需进行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中国的区域经济也急需融合。加之，近年来，随着土地财政驱动城市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在新型城镇化时期，大运河沿线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人民希望通过文化和新兴产业等建设，重新塑造各地的差异性，提升地方魅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大运河经济带，无疑提供了这样一个不竭的源泉。这些因素的综合就是“人和”。

二、大运河经济带的产业选择及其案例研究

大运河经济带的目标是依托大运河，恢复建设以通航为基本特征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沿线地区形成完善的集生态、旅游、商贸、文化、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带状区域经济系统，打造纵贯南北、平衡东西、文化繁荣的大运河经济带。根据这一目标，结合大运河经济带产业选择的原则——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提出五大重点产业，分述如下。

（一）通航产业

中国大运河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27座城市的27段河道和58个遗产点，全长2700千米。大运河见证了中国朝代兴替、历史变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河道淤积、上游水库截留等原因，大运河的山东济宁以北失去充足水源而断流，而济宁以南至今仍在通航，发挥着防洪、抗旱、运输、灌溉等作用。如果未来能够恢复通航（至少部分河段），对大运河经济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恢复通航主要的争议在成本上。根据有关研究资料，2010年，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王军民算了一个账：从济南到上海，水路运费是公路运费的1/6，是铁路运费的1/2。发展内河航运具有投资省、占地少、运能大、运价低、污染轻、安全性高等优点。自1979年起就一直致力于内河航运研究的《山东教育》原编审路延捷算了一笔账：运送同样吨千米（把1吨货物运送1千米）货物，水运只是公路运输耗油量的40%。专家看好内河水运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它的低排放量。据测算，同样是运输一吨货物，同样是行走1公里，同样是以油当动力燃料，汽车废气排放量是船废气排放量的5至10倍。从这个角度讲，水路运输是一种标准的“绿色运输”、“低碳运输”、“低污染运输”。

航运业和运河旅游业最能体现运河经济带的区域经济特色，同时又是关联度较高的两项产业。当前，要突出抓好航运工程，重点抓好航运工程和运河旅游景点、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大运河沿线旅游景点建设。据报道，北京的通州区、天津的武清区和河北省的香河县于2016年签订了通航合作的框架协议，计划在实现旅游观光性质的通航的基础上，于2020年实现客货运通航。

（二）文化创意产业

根据有关文献研究，概括起来，大运河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现为三点：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吐纳千年的文化平台。历经2500多年的悠长历史，大运河沿岸留下了无数的古迹以及古老民俗。如果能充分发掘和整理好大运河文化、讲好大运河故事，我国无疑将增添一个吐纳千年历史的世界级文化交流与传播平台。发展大运河沿线的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既要满足外地游客的观光需要，也要满足地方民众的休闲需求。

2018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最新定义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项内容。根据我国的行业划分标准，文化创意产业可分为四大类，即：文化艺术，包括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乐创作等；创意设计，包括服装设计、广告设计、建筑设计等；传媒产业，包括出版、电影及录像带、电视与广播等；软件及计算机服务。

近年来，中国艺术家们采取多种艺术形式和多媒体手段，使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可视化、具象化，大运河沿线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迎来发展的好时机。

案例研究 1·淮扬运河文化产业带

淮扬运河文化产业带是以淮扬运河为主轴、以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历史遗址、美食、园林、创意文化园等为载体，以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为特征，具有生态湿地型、盐运漕运型、古城文化型、江淮风情型的重要特色。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种代表性的模式：无锡土洋结合；扬州水城交融；淮安河湖一体。

⑴无锡：土洋结合，即本土和舶来（创意）相结合。无锡的古运河土得原始自然，土得让人留恋回味。无锡市对原有的工业遗存进行修缮、改造和利用，形成一批独具特色的创意工作区、文化展示区、艺术活动区、新型生活区和工业旅游区。

⑵扬州：水城交融。近年来，扬州把“运河第一城”作为自己的亮丽名片，打出了“到北京看长城，到扬州看运河”的广告词。扬州通过水城互动交融，产生叠加效应，彰显了“古得经典、新得现代”的城市特质，并由此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

⑶淮安：河湖一体。淮安曾是明清时期的漕运指挥管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淮北食盐集散中心、漕粮储备中心。近年来，淮安重点建设了漕运总督衙门、淮安府衙等一批运河标志性工程，绵延32公里的大运河文化长廊再现了淮安“运河之都”盛景。

案例研究 2·北京市成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组

大运河北京段全长82公里，横跨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等6个区，既是北京皇城连接西北部园林的主要纽带，也是连接北京中心城与副中心的重要水系。2017年8月，北京市成立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七个专项工作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组就是其中之一。该建设组由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文物局牵头，市规划国土委、市水务局、市环保局等25个政府部门和东城、西城、通州等区参与，主要负责研究编制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五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案例研究 3·文化遗产传播剧《遇见大运河》

杭州市歌舞剧院将大运河搬上艺术舞台，打造出了国内惟一的文化遗产传播剧《遇见大运河》。该剧通过“开凿、繁荣、遗忘、涅槃、又见运河”五个篇章展示了中国大运河被开凿、繁荣发展、被遗忘和被保护的过程，包含了对真实、完整的文化遗产现实命运的思考和判断。

案例研究 4·大运河国际诗歌节

舒羽文化艺术会馆等单位发起的大运河国际诗歌节，2012年至今已经举办了六届。前六届诗歌节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诗人。舒羽的理想是组织一批诗人搭乘客船，在运河上飘荡。

（三）旅游产业

两千多年来，大运河沿线地区留下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大运河的旅游产品以观光型占绝对优势。 前枣庄市计划在台儿庄建设集生活、商业、观光、休闲和度假于一体的“古运河码头旅游区”；济宁计划以运河为轴线，构成“一条轴线贯穿，一城连两镇”总体格局的“运河之都”旅游产品。建议充分发挥大运河沿线各地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差异化优势，打造一批旅游、休闲、度假的目的地，努力把大运河沿线培育成为我国新的黄金旅游产业带。

案例研究 1·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

该联盟于2014年6月24日在杭州成立，着力于打造一条全新的国家级旅游精品路线，期望通过提升大运河城市旅游整体形象，探讨大运河城市旅游新的合作方式和途径。联盟单位来自京杭大运河沿线的18个城市。联盟计划在未来分阶段实施区域市场联合推广的“十个一”工程：一个联盟、一本画册、一组旅游线路、一组运河美食、一部形象片、一组旅游节庆、一个专题网站、一本通关文牒、一组特色纪念品、一名运河形象代言人。联盟开通了京杭大运河旅游官网（http://www.grandcanaltravel.com）。该网站致力于搭建一个运河城市展示和交流的平台，策划推广全新的京杭大运河世界级精品旅游线，不断提高中国大运河旅游的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

案例研究 2·新年首日运河之畔“走大运”

2018年1月1日，新年伊始之际，大运河江苏沿线的八个城市携手联动，举办首届江苏大运河文化带新年行走活动。社会各界代表、运河沿岸民众，逾万人在运河之畔同时出发，以健步行走的形式，一起“走大运”，共同祈福 2018新年。

（四）绿色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产业将在我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绿色产业，从概念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绿色产业是指传统的一、二、三产业中所有符合绿色要求的产业；狭义的是指污染治理、生态农业、食品加工、饮料生产、无公害农业服务等产业。 当前，大运河的污染问题非常突出，沿线地区需投入巨资治理污染，因此，绿色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目标是通过努力，把大运河沿线地区建设成为生态经济示范区和绿色发展示范区。

（五）新兴产业

除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外，还要顺应“天时”，坚持创新驱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建设创新引领示范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因此，要顺应和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大运河沿线各地的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改造提升现有的传统产业，不断提高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比重，积极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培育形成具有广泛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三、大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大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建议借鉴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经验，加强国家层面协调指导，统筹研究解决大运河经济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大运河经济带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发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海河水利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以及自然资源部等机构作用，统筹推进大运河沿线地区产业发展、文化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同时，建立健全大运河沿线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协商合作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沿线区域合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二）设立大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基金

建议制订大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设立国家和省级大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基金。搞好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项目和产业发展的对外推介，积极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建设；加大大运河文化遗产科学研究和保护开发的力度，研究内容可以从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到戏曲、文学、民间艺术等非物质遗产方面，全面挖掘、保护和发展大运河文化。

（三）支持建立内河型保税区

整合大运河沿线区域内的内河港口资源，支持发展基础条件好、辐射范围广的节点港口，特别是处于承接东西、联通南北的苏北、鲁南、京津地区港口，建立内河型保税区，逐步建成集仓储配载、临港加工、货物运输、销售展示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园区。

（四）成立大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论坛

充分利用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举办大运河名城博览会以及世界运河城市论坛，开展经贸和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世界运河城市间的交往与合作。同时，可以借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简称“长三角协调会”）市长联席会议的做法，建议发起大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论坛。沿线城市和地区作为成员单位，轮流担任主席，每次选择沿线不同的城市召开。论坛除了交流各地围绕大运河经济带的产业发展有关具体做法外，还要交流有关信息和政策，举行有关业务合作洽谈等。

（五）建设投资环境示范开发区

大力推进投资、贸易、金融和监管等领域制度的全面创新，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商事改革，建设投资环境示范开发区，打造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带动大运河经济带的更高水平开放，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袁志彬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工学博士，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战略、环境与能源政策等）

（原文发表于《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2期第94-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