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由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重霾来袭：我们怎么办”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国务院三峡办原副主任、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胡保林，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环境保护部政研中心主任夏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明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大气环境研究领域首席专家张烃，中关村空气污染防控联盟理事会主席颜梓清；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孙佑海，天津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天津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张俊艳以及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的师生出席了会议。

张俊艳在致辞中介绍了学校人文社会科学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北洋法学的悠久历史和法学院复建以来的发展变化。她谈到，2015年末，为响应国家十八届五中全会“绿色发展”理念的号召，天津大学依托法学院成立了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旨在服务党和国家绿色发展的重大决策，服务重点区域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依托优势学科，在城市规划、盟员战略、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绿色立法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提高我国绿色发展的研究水平，争取绿色发展的国际话语权。今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基地正式落户天津大学。截止目前，绿色发展研究院的多篇咨政报告已经得到最高法、环保部等部门领导的批示，起到了很好的咨政作用。此次研讨会恰逢其时，雾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中小学停课、施工项目停工，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张俊艳希望各位专家为雾霾防治问题贡献良策，为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贡献卓越的智慧。

张烃指出，雾霾是国家和社会都非常重视的问题，政府也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但大家感觉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所采取的措施发挥效应需要有一个过程。第二，污染物的成分越来越复杂，来源越来越多样。第三，人口增加，直接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增强，这对污染物排放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雾霾治理问题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雾霾问题表面是一个环境问题，深层次来讲是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的问题。为此，必须要立足长远，从调整产业结构模式、发展模式转型方面入手，以经济手段引导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引进绿色的生产理念和手段。

李俊峰认为，发展理念的转变是治霾的根本。为了消除雾霾，保障公众健康，首先是要对燃煤采取有效措施。在燃煤取暖方面，美国、日本等国家基本不以煤炭取暖。我国采暖用煤不到3亿吨，但造成的污染却很严重。再如燃煤发电，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天然气发电为主，不仅便宜，而且清洁，而我国燃煤发电，达到清洁要求的代价往往非常高，容易变成污染搬家。其次，霾产生的另一重要污染源在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建议在京津冀地区两、三年内全部强制使用“国5”、“国6”汽车，这样不仅可以发展新产业，减轻民众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水平。建议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率先实行机动车电动化，并提高油的品质。再次，农业生产过程中过量使用化肥也是产生雾霾的原因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平均每亩地使用化肥最多的国家，以至于氨、氮等大量存在于土壤。化肥产业虽然牵涉的利益较多，但必须予以整治，从源头控制污染。最后要转变发展观念。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府不能仅仅考虑经济成本和收益。应当大力倡导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重，推行环境保护优先的理念，并采取实际措施予以贯彻。

夏光的发言题目是“应对雾霾，分类施策”。他认为，根据雾霾的存在状态,可以把雾霾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大范围、短时间的大雾霾。第二类是局地性、常态化的城市灰霾。这两类雾霾的机理有比较大的区别。第一类雾霾可视为一种自然灾害（气象灾害）或准自然灾害，犹如台风登陆会造成巨大财产损失一样，人类较难控制和干预；而第二类雾霾是人为污染为主要原因造成的, 可以通过减排等措施加以消除。因此，在应对这两种雾霾的对策上也应有所区别。对第一类雾霾，主要是适应和防御，例如做好预警，在重霾来袭的时候暂停一些工业生产和城市经营活动，告诫市民减少室外活动，戴口罩进行防御等。对第二类雾霾（灰霾），要作为治理重点对待，采取根本性治理措施，增强环境净化能力，抓好本地源减排，例如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降低城市建筑密度，腾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生态空间，以增加天地之间的水气交流，减少雾的发生概率；通过建设生态廊道，提高空气流通强度；增收城区机动车拥堵费，以降低城区机动车出动密度和提高车速；长期来看，应把市内所有燃油汽车全部换成电动汽车。

常纪文赞同“局部霾”的说法但反对“大雾霾说”。他认为，雾霾是可克服的，雾霾根本上是城市管理与工业布局、产业发展出了大问题。区域雾霾治理要在区域协同发展和解决大城市格局中协同开展，不能就雾霾而论雾霾。大城市扩散之后导致很多问题，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从空中俯瞰，会发现除了楼房就是马路，楼房都是排放源，我国高楼大厦太多，马路上全是排放源——汽车，绿色是点缀，高楼中产生大量生产生活排放，造成了“大城市病”。什么原因造成了“大城市病”，可能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下一步要改革中国权力与资源格局，形成权力清单。要优化城市管理，应该提高公交车道的利用率，减少整体的排放，城市管理要提质增效。

颜梓清作了报告“重构机动车污染防控体系研究与减排效果分析”。扬尘、工业、机动车，是空气污染三大来源。工业污染最大的问题是脱硫、脱硝没有同步，导致脱硫增高了温度，造成氮氧化合物的超标排放。目前以燃煤量计算排放量并不科学，如果以燃煤量来控制污染量，所有的污染处理措施就一定是关停状态，因为有没有处理措施，交的钱都是相同。她建议重构机动车污染防控体系，建设汽车污染总量控制体系，实施车辆排放污染总量等于车辆排污量乘车保有量乘行驶公里数。准确搜集汽车污染量，统一质量管理体系、统一检测方法、统一设备技术标准。推广污染量分级管理和电子执法系统的建设。通过云平台大数据对超标车和高污染车限行和淘汰。此外,允许私家车主交易其污染量，利用交易费用养车。每年在允许车辆数量增加的同时，控制总体排放污染量，实现污染减排和经济增长双丰收。污染量交易价格由市场自由交易确定，这样可以促成交易市场的活跃和车主减排的积极性，也能促成高污染车治理好，或者淘汰，或者少开，这是分享经济的方式。

曹明德的发言主题是“治理雾霾的银弹：改进行政执法”。他强调，要搞清楚雾霾的原因和条件、内因和外因。污染物排放是内因，气象因素是条件。如果没有污染物排放，就不会导致大气污染。所以曹明德不赞同把它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甚至作为一种自然灾害。从法律方面讲，治理雾霾的“银弹”或良方是改进行政执法。即使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国家，行政权占三权中的主导地位。因为行政机关具有准立法权，也具有准司法权，还有行政执法检查权，集三权于一身，这是其他任何权力部门不具有的。涉及到大气雾霾治理，首先，无论是环保部还是地方政府，必须设定任期目标。如果任期内未完成该目标，要行政问责，追究政治和法律责任。其次，要重视司法监督，目前我国正在试点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还没有铺开。公民和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更是于法无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短板。再次，要强调社会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也同样重要，有人说中国雾霾主要原因是企业在夜间直排、偷排，由于这种污染源很分散，环保部门也无力监管，附近居民也无法监督。若果真如此，环保部门也是有责任的。建议采取奖励举报人的办法。最后，强化市场机制、经济措施的适用，可以由市场来做的不由政府来做，而且市场机制效果也好得多，比如二氧化硫的排污权交易、碳排放交易都是用市场工具。

孙佑海认为，雾霾加重的根本原因是环境公共政策失衡。虽然现今我国雾霾已经十分严重,但有可能未来还要加重，而且发生频率会更加频繁。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但雾霾却越来越重，说明了我国环境公共政策的失衡。所谓公共政策失衡，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使得“老实人”吃亏，“不老实人”占便宜。表现在：一是执法过程中的利益失衡。给在用汽车按装三元催化净化器、机动车检测等领域都是如此，守法者在经济利益上确实“吃了亏”。二是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失衡。一些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影响法律、法规、标准等的制定，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能得到及时充分的表达，造成了利益失衡。发达国家之所以污染治理比较成功，经验有很多，最根本的一条应该是善于在公共政策方面做好利益平衡。经济政策如何解决老实人吃亏、不老实的人占便宜的问题？第一，立法方面，在指导思想上，要让遵纪守法、掌握最新技术的企业享受到好处，让“不老实”的企业自食恶果，以确保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置于第一位。在实体上，应当在立法上做到利益平衡。比如不让农民用化肥，就要给他出路。不让老百姓烧散煤，那就应当对其加以补贴使其采用高品质的煤采暖。在立法程序上，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不能闭门造车。第二，执法方面，要对违法者给予严厉的处罚，不要让其得到好处。对严格守法的老百姓也要给予实际的奖励，避免口惠而实不至，要善于运用云计算等互联网新技术进行检测行业的革命。这是严格执法的基础。第三，司法方面。法院在案件裁判中应当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处罚，依法保护遵纪守法的企业和个人。第四，鼓励公众参与立法、执法、司法，鼓励环境律师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第五，要加强环境公共政策方面的科学研究。

胡保林作会议总结。他认为，应对环境问题、雾霾问题，需要全社会、全民共同参与。雾霾加重使绿色发展研究和走绿色发展之路变得更加紧迫。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唯一的选择。总体而言，雾霾的形成包括两大因素，一是污染物，二是气象条件。污染物增多，总量增大，遇到了合适的气象条件就形成了雾霾。人类活动排放是雾霾形成的内因，降低排放量是根本的措施。绿色发展是发展方向，也是现实社会的必须选择和唯一选择。发展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身体健康，但是如果发展的结果是环境被污染,威胁老百姓的健康，这不仅会制约可持续发展，也与发展的目的背道而驰。与会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好的想法和措施，如转变发展方式、创新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提效升级、增强管理、严格法治、解决“大城市病”等。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下定决心，政策措施和目标基本有了，关键是有效地实施。以前制定的有效通用的政策、措施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比如城市规划、产业结构、技术问题、投入问题等。胡保林赞同“政府+市场”的方式，全面推进加重点突破；区域联防加属地管理；总量减排加质量改善等等，要形成政府统领、企业主体、市场助攻、公众广泛参与的污染防范机制，关键是把各种措施落实到位。